陈衍贞的山村课堂

最小山村小学升旗仪式

  
课间活动

    一个老师两个娃 最小山村小学感动中国，位于福建省邵武市大埠岗镇溪上村的山村小学里，你几乎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和孩子们嬉戏的欢笑声，也看不到很多老师，即便在体育课和音乐课的时候也是如此。

     你在这里也找不到多少人。虽然这所闽北的山区小学拥有7间教室、1间阅览室和6间教师宿舍，但大多数房间空荡荡的，没有人居住或学习。这些房屋有的堆满了耙子和竹筐等农具，有的窗户上糊着发黄的1998年出版的《福建日报》，有的门锁早已生锈，无法打开。

     如果你查看一下这所学校的考勤记录，就会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自从今年9月1日新生报到起，这里总共只有两名学生，外加一位老师。这是一所只有三个人的小学。

周一的早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朦朦的薄雾笼罩着这片名叫道峰的山谷。远处的山峰间点缀着片片竹林和松树林，还有层层水稻梯田。日头越升越高，水面折射的阳光，把梯田晕染成了明亮的金色。随后，阳光下出现了一个个黑色的身影，那是农夫和套着木犁的水牛。

     溪上村就坐落在海拔1487.5米的道峰山的半山腰。这个村庄有百来户人家，住在红砖垒成的瓦房或者黄色的土屋里。其中，最为显眼的建筑莫过于拥有两层小楼的溪上小学了。这栋建于1986年的楼房就立在村口，门前有条小溪流过。

     早上6点刚过，这所学校唯一的老师陈衍贞就起床了。这个52岁的老师先忙着给自己的菜地锄草。菜地就在学校门口，大约20平方米的样子，种着不到一尺高的小白菜和辣椒。这些蔬菜是陈老师和妻子主要的食物来源。

     按说，8点钟才是上学的时间，不过陈衍贞提前一刻钟开始打铃。他到二楼的办公室里，按下一个黑色按钮，随即发出“丁零零”的铃声。

     “我这是提醒他们该来上学了！”他笑着解释。

     只有一墙之隔的何伙应家，烟囱也开始冒烟。他们家的两个孩子正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分别上二年级和一年级。由于家里没有日历，姐弟俩只能凭借学校里传来的铃声来判断上学的日期。至于上学时间，有时候依靠父亲不到10元钱的黑色电子表，有时候听进城的班车经过家门口的声音。

     此时此刻，一家人正坐在灶台边吃饭。这个贫困农户的早餐非常简单，只有一碟油炸花生米和白米稀饭。为了赶时间，弟弟何国华吃得吸溜吸溜的，最后连嘴巴都没抹一下，抓起书包就往外跑。

     虽然距离学校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但他还是抄了近路，穿过一条泥泞不堪的土路，一路快跑赶到学校。后面跟着腿脚不太灵便的姐姐何国香，她打小就患有软骨病，走路身子一歪一歪的，还时不时得扶着墙。

     这天早上快8点的时候，他俩先后走进了唯一开门的教室。几乎不用老师指点，两人自觉地打开了书包，拿出语文书开始晨读。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打在仅有的两个课桌上。

     “秋天来啦！秋天来啦！”何国香用食指点着书本，反复地念着。她的声音并不高，语调却抑扬顿挫。

     相比之下，弟弟何国华就调皮得多。这个7岁的小男孩少了两颗门牙，嘴角长满了不知名的小红疙瘩。他一边机械地念叨着“a、o、e、u、ü”等字母，一边用眼睛瞟着门口。过了不到5分钟，他终于忍不住了，偷偷对姐姐说：“老师怎么还没来，不是在睡觉吧？”

     何国香一听就笑了，左嘴角露出个酒窝：“老师晚上才睡觉！”

     两个正在窃窃私语的孩子并不知道，此时，陈衍贞正对着何国香的作业发愁，这本小学一年级的语文作业本上，划满了红叉。其中一道拼音连线题让陈老师尤为恼火，何国香的答案分别是“兔子洗袜子”和“桌子擦妈妈”。

     这个15岁的小姑娘已经在这所小学读了6年书。由于遗传性智力障碍，她至今还停留在小学低年级的水平上。至今她也无法完整地造出一个句子，只会20以内的加减法，还必须通过数竹签才能做到。

     为此，在周一的第一节语文课上，陈衍贞破例让姐弟俩一起学习拼音。为了巩固何国香的拼音基础知识，陈衍贞决定花两个月的时间反复教。正常情况，这些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r"的样子好像是种子开始发芽，刚刚长出一片嫩叶。记住"ü"是池塘里的鱼浮上来时，嘴巴会吐泡泡。”陈衍贞用一根干柳条当教鞭。

     尽管如此，当问到何国香刚刚学过的内容时，她仍是一脸茫然，好像完全不记得之前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

     这样的困难，是陈衍贞不曾料到的。一年前，这位大埠岗镇中心小学的老师，申请到乡村小学支教两年。按照当地的教育政策，这一志愿行为将为他聘上小学高级教师大大加分。事实上，他早已经评上了这个职称，但由于没有名额，迟迟没有被聘任。

     “我也不是为了那点工资，只是觉得干了一辈子老师，到最后连个高级教师都不是，心里总不是滋味！”陈衍贞很是坦诚。作为大埠岗镇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他从1976年毕业就在这里担任小学教师。

     按照申请报告，他将到大埠岗镇另外一所乡村小学支教。那里起码会比这里热闹，有4名老师和6名学生。但出乎意料，校长最后安排的是这所小学，原因是之前的老师申请调离。

这中间的故事听起来有些阴差阳错。随着邵武市开始实施“撤点并校”的教育政策，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被安排到镇上读书。那位老师担心这所学校会被撤掉，所以提前打报告离开了。而他调任的那所小学，恰好是陈老师申请的学校。

     陈衍贞最终决定“既来之则安之”决定。去年8月底，他一个人带着铺盖卷，来到这所闽北山区最为偏僻的小学。在最初的日子里，除了教课，他还要自己上山砍柴、做饭和洗衣服。

当时这所学校还有3个学生。今年新学期一开始，另一个女孩子跟着父母到城里读幼儿园了，这里也就只剩下何家姐弟。

     虽然人少，课程却不少。按照课程表，每天要上6节课，这还不包括20分钟的晨读和20分钟的写字课。陈衍贞身兼数职，教授包括语文、数学、美术、音乐和体育在内的所有课程。不仅如此，包括校长、教导主任等一切职务也全部由他承担。

     除了教书，陈衍贞还差不多操办了何家的一切家务事。家里电视坏了，灯泡坏了，都是陈老师来修。以至于村里人都说，这是你们家的老师，也是你们家的电工。为此，村里人还开玩笑说，“你这样手把手教，他们将来要上清华吧！”

     周日的晚上7点，陈衍贞开始备课。在这间28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40瓦的白炽灯泡发出微弱的灯光。夏天的夜晚，周围都是蝉鸣，一只蛾子在不停地打转。陈老师热得满头大汗，索性将蓝色衬衣的扣子解开。

     他每天都要绞尽脑汁来调动课堂气氛。在上午一节教轻重的数学课上，陈老师用一个废旧的啤酒瓶，两边用尼龙绳捆绑了教学用具，分别是圆锥体和正方体，以此来展示。何国华想了半天，才扭扭捏捏地举出了桌子和椅子的例子，“桌子重，椅子轻”。何国香则拿出语文书和铅笔盒，放在手中掂量掂量，迟疑了一会儿，说语文书更重。

     “很难很难的！”曾经教过他们的何守良说。这天晚上，他来学校探望陈衍贞。他们是高中的同学，他是溪上村人，曾经在这所小学教书31年。

     望着挂满奖状的墙壁，何老师颇为感慨地回忆起这所乡村小学的过去。在他的回忆中，溪上小学最为辉煌的时期大概在1986年前后，当时至少有150多个学生。此前，这个偏远小山村还办过初中和幼儿园。

     “我亲手送出去的大学生就有八九个。”何老师很是骄傲，“最好的一个到厦门大学读书，一个到英国留学。”

     溪上村村支部书记张永春从小就在这里读书。“当时这里好热闹！孩子们的读书声在对面的山上都听得到。”他看着一个灰色的喇叭说，“我原来还会做广播体操，现在连喇叭都坏了！”

     当年，不少年轻的师范毕业生都会被分配到这所基层小学。那些老师经常带着孩子们玩击鼓传花和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有时候还会跳起福建民间舞蹈。老师们之间还会谈恋爱，据说如今邵武市的一位副市长，当年就是在这所小学里找到了女朋友。

     他们描绘的都是“哪里有炊烟、哪里就有学校”时代的教育模式，当时，“村村办学”是农村教育的主流。自从2001年开始，国家开始对农村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对邻近的学校进行合并，并力推寄宿制学校的建设，许多村小就消失了。

     在何老师的记忆里，溪上小学就是从那时开始衰落的。早在2000年，这所学校还有3个老师和20多个学生。到了2006年，学校只剩下了12个学生，而且是一二年级的复式班。

     与之对应的另一组数字是，大埠岗镇差不多有10年不再有新分配来的小学老师。据统计，在编的86名小学教师的平均年龄是49岁。

     这所曾经得过市级先进单位的学校日渐冷清下来。就在这间备课的办公室里，还挂着1991年6月颁发的奖状，可惜已经被熏得发了黑。桌子上摆放着三角板、刻度表等教学用具，由于长期没有使用，上面蒙着一层灰。

     虽然时至今日，何守良仍然能够说出跟这所学校有关的一切数字，包括占地面积638平方米和校舍面积424平方米。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我心里很不好受，有时候还会喝点闷酒。”何守良说，“我希望这所学校继续办下去，不然对于边远山区的孩子来说，上学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发出同样感叹的还有溪上村的第一任村支书何老汉：“哎呀，热闹的时候，这里坐满了人，到处是人。”这位82岁的老人不停地强调：“男人在这里打牌，女人聊天。”

     说这话时，他刚刚从稻田里回来，还穿着黑色的长筒胶鞋，背后的竹筐里放着茄子和南瓜等蔬菜。何老汉所说的“这里”，正是他自家开办的小卖部门口。

     十年前，这家私营小卖部几乎是溪上村的中心。当时，这个村庄有5家商店，每天的收入在两三百元。如今，这家仅存商店的老板说，一天的收入连20块钱都不到。

     张永春也记得，当年学校沿路都有小贩售卖东西，诸如冰棒、烤鱼、小虾之类的。而如今，4个年龄至少在50岁的妇女并排坐在石板上，正在收拾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花生。

     这座闽北山村，似乎是冷清的溪上小学的放大版。走在乡村的石板小路上，几乎也听不到什么声音。除了潺潺的溪水声和偶尔掠过的风声，这个村庄连狗叫都很少听到。只要花上10分钟，你就能把整个村庄逛完。而且遇不上什么乡亲，几乎家家户户都锁着门，过节贴的春联早已褪成了斑驳的白色。

     如果站在村口，你会发现时光似乎还停留在30多年前。那里有间挂牌为供销社的百货商店。在木质的柜台和货架上面，极不协调地摆放着飘柔洗发水、立白洗衣粉等生活日用品。老板就像过去的国营商店营业员一样，冷冰冰地坐在柜台里面，既不招呼客人，也不招揽生意。

     就连村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也说不清楚村里还剩下多少人。他们只能大概地说出，整个村里户籍人口有635人，耕地面积668亩，山林面积10000亩。据说，村主任在城里为一家物业公司打工，村书记也把家安在了邵武市区。如今，他们村委开会都要在城里。

     “没办法，村里稍微有点能耐的人都出去了。打工啊，做生意啊，都比呆在家里强。”张永春解释说。

     这里也是中国农村现状的一个缩影。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占到了农村总劳动人口的1/3，大约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个数字到2000年年底达到了1.8亿。

     这些数字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农村常住人口会越来越少，小学的生源也越来越少。以邵武为例，就有31所乡村小学不足10人，它们分布在各个山村里，距离所在乡镇最远的山村有40公里的路程。

     如果家里有能力的话，何国香姐弟俩也不会在这里读书。他们的父亲何伙应61岁了，由于小时候玩火导致喉咙沙哑，直到40多岁才娶上媳妇。娶来的邻村女人不仅是智障者，而且右腿有残疾。

     这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山上七八亩毛竹林。本来，这还能够带来上万元的年收入，但身高不到1.5米的何伙应没有什么力气，连根胳膊粗的毛竹都搬不动，只能雇人来做。据张永春介绍，这户人家年收入不到4000元，目前享受村里最高的低保，每个月拿210多元钱的国家补助。

     “我没有办法到外面去，我老婆也是个废人！”站在靠亲戚接济盖起来的房子里，何伙应叹了口气。

     这个特困户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就成了方方面面都必须面对的难题。何国香虽然属于智障人，但年龄仍然在九年义务教育范围内。另一个孩子何国华刚刚上一年级，年龄实在太小，无法到镇里住校读书。

     一度，村里计划出钱到镇上为这家人租房子，以便两个孩子到大埠岗镇中心小学读书。但考虑到孩子的母亲无法照顾人，父亲离开了乡村也无法谋生，这个计划只好作罢。为此，溪上村每年要花费2000元以上来支持这所小学，其中包括校舍修缮和老师补贴等。

     “再穷不能穷教育嘛！”张永春笑着说。据说由于修公路，村委会的经费十分紧张，但他表示将尽力把这所小学维持下去。

     邵武市教育局的花费更大，仅教师一年的工资就在3万元以上。对此，教育局局长熊元龙的态度却很是坚决：“我们不能落下一个孩子，即便是残障人。”他表示，如果将来何国华条件困难，依然无法到镇上读书，届时仍将继续为这户人家保留这所小学。

     按照经济条件和家庭情况来说，如果没有这所小学，何国香姐弟无疑将会失学。但陈老师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家庭条件，都和正常人一样，享受到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

     对于大人的这些争论，何国香并不知道。“上学真快乐。”何国香有板有眼地说道。只是当问及原因时，这个女孩子眼珠停止了转动，低着头轻轻地说“不知道”。

     事实上，虽然智力不太高，这个总是害羞微笑的小姑娘非常懂事。几天前，有人送给她一件玫瑰红色的T恤衫，她高兴得合不拢嘴。第二天，她专门跑过来向对方致谢：“你送我的衣服真漂亮！谢谢！”

     还有一次，提到去镇上读书的事情，何国香开心地说城里有很多伙伴玩。在这个寂寞的小山村，她只有一个名叫秀秀的朋友，还要等到周日才见面。

     和调皮的弟弟不同，这个姐姐对学习非常认真。这天晚上吃过饭，她就趴在家里装稻米的木箱上，连个凳子都没有，完成美术课上没有画完的作业。一盏不到20瓦的灯泡距离她老远，何国香眼睛几乎要贴到本子上了。上面的向日葵、热带鱼和房子，她全部涂成了红色，因为“红红的好漂亮”。

     这盒印有喜羊羊和灰太狼封面的12色彩笔，还是陈衍贞花5块钱买来的。本来，姐弟俩几乎没有什么文具，人手一个文具盒、一根铅笔和一块橡皮。何国香的橡皮擦得只剩下指甲盖那么大，何国华的文具盒上面画着天线宝宝，可惜周围早被磨得掉了漆。

     此时此刻，正在备课的陈老师担忧着另外的问题。“孩子们留在这里没有什么竞争。”他说，“而且如果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说，他们应该到更好的学校去读书。”

     由于只有两个人，他们并没有分班长和学习委员等职务，也不会在考试成绩上排名，甚至上课回答问题也不需要举手，连小红花或者小红旗也没有，至多是得到口头表扬。

     为了督促孩子们学习，他有时候会让捣蛋的何国华在教室外面站一会儿。同时嘱咐他们必须写完作业后再看电视，“不然你们家看电视我这里能听到，到时候我就去把电视给没收了！”

     在最近的一次数学测验中，何国香有了一点点进步，终于达到及格的水平了，何国华也得到了75分的高分。但陈老师并不满意。据他说，低年级的考试成绩一般都应在90分以上。这个教龄长达33年的高级教师说，自己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学生。

     这天早上，单是为了教这4个韵母，他就花费了两节课的时间。他分别用红粉笔和白粉笔写在黑板上，一点一点地纠正发音：“嘴巴不要圆着，要扁一点！舌头往上，不要翘得太多！”可惜台下两个孩子反应总是很慢，他们总是一脸茫然地看着老师，回答也常常出错。

     不过，只要一下课，两个孩子就会露出原有的天性。虽然在偌大的操场上，姐弟俩唯一的体育设施就是单双杠。这里没有跷跷板和滑梯，也没有课间操和眼保健操等运动项目。偶尔，教室旁边的一棵冬青也是他们的玩乐对象。或者，两个人也会爬上两米长的扶梯，哧溜一下滑下来，以此打发10分钟的课余时间。

     在这间容纳20人的教室里，太阳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窗外偶尔有只黄色的蝴蝶飞过。到了傍晚时分，一天最为轻松的时刻——音乐课，开始了。

     “国旗国旗真美丽，金星金星照大地，我愿变朵小红云，飞上蓝天亲亲您。”陈衍贞指着黑板教两个孩子，声音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回响。

     稚嫩的歌声飘荡在这个原本寂静的学校里，还夹杂着姐姐的笑声。原来，何国华唱得就像念书一样，几乎没有声调。尽管如此，他依然坐得笔直，眼睛紧盯着黑板。随着陈老师的教鞭，肩膀一抖一抖的。偶尔，面对姐姐的耻笑，他会趁着老师写黑板时冲对方做个鬼脸。

     虽然并不太懂那首歌的含义，也不知道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将是这个国家60周岁的生日，但对于何国香和何国华来说，最为庄严的时刻，莫过于周一举行的升旗仪式。

     9月28日早上8点钟，陈衍贞从办公室里拿出国旗，旗台设在操场的一角，是用水泥垒成的。旗杆上面的油漆由于日照和风吹剥落得只剩下铁锈。8点16分，3个人开始举行升旗仪式。

     没有乐队奏响国歌，也没有国旗护卫队整齐地走过，更没有数万人前来观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仪式的庄严。陈老师把国旗系在一条绿色的尼龙绳上，转头指挥着学生们：“行队礼！”见何国华有些歪歪扭扭，他还上前掰着对方的手说，“还是那样行嘛！”顺便又嘱咐一句：“看旗子！”

     一高一矮的两个孩子并排站在一棵桂花树旁，强烈的阳光刺得他们眯起了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将右手高高举过头顶，手掌不合规范地向上翻着，努力抬起头望着徐徐上升的国旗。

     每逢这个时候，陈老师都要进行爱国教育：“知道吗？如果不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你们就不会站在这里读书！”有时，他会隐约看到，这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的眼角边，会有点湿润，“就好像就要流泪一样”。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国旗就升到了旗杆的顶部。为了使它更加飘扬，陈老师用力拽了两下，在微风的轻拂下，竹竿打着旗杆“哒哒”作响。清晨的薄雾已经逐渐散去，白云舒展地飘在蓝天上。在这片满眼翠绿的山谷里，这面相当于两块枕巾大小的国旗，和下方站着的一高两矮三个人，组成了这个山区里最有意味的一幅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