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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博客】《对话美国电视》-—世界太大，自己太小，生命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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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7-0:15
【王利芬简介】，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法学学士、文学评论专业硕士和文学博士.曾在1995年至1999年《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三个栏目中任记者，在《对话》栏目任制片人兼主持人。后在《经济信息联播》、《全球资讯榜》、《第一时间》、《经济半小时》、《赢在中国》任总制片人。现任《我们》节目总制片人、主持人。 2004年九 月赴美国耶鲁大学和布鲁金丝学会研究美国电视媒体，回国后正在写作一本有关美国电视媒体的书，此书已经由中信出版社出版。2008年1月6日，《我们》栏目开播，王利芬任主持人和总制片人。
让我折服的永远是精神和人格的魅力。让我感动的从来都是做人的真诚。让我佩服的一直是过人的智慧。我相信，这些东西才真正是人类的精华所在，它当然是我在生命的雨季时的缕缕阳光。
   
我曾经在学校读了二十三年的书，然而每一本书都不如与一个智者的谈话精彩，这种谈话不仅可以开采出心灵的富矿，同时也可以尽情地阅读他(她)周身的空气，那种愉悦感真难以言传。
我是一个喜怒皆形于色，从面部表情可以长驱直入看到我心灵深处的人，不知暗暗发过多少誓要改掉这种一眼见底的现状，变得有成府变得深沉，但总不奏效，已过而立之年恐怕早已定型，再说许多看似有成府的人想什么我似乎也知道，所以也就变本加厉，索性直来直去也许这可能是许多人愿意与我谈话的原因吧。
开始写这本书的前半年，我一直处于一篇英文论文的折磨中。当我提笔用中文写作时，一种自由抒发的快感洋溢在周身。
在布鲁金斯协会的办公室里，我一直打开着一部收音机，终日停留在立体声调频103.5上，这是一个专门的古典音乐台，一曲接一曲的欧洲音乐让人终日处在一种有节制的激情涌动中，不同的乐曲不仅会带给我情绪上的变化和地理上的向往，更多地让我感到了解另外一种文化和符号是多么重要，而这，对于人类共性和个性的深入理解几乎是唯一的一把钥匙。
而对于我来说，对外在世界的任何认识都会促发自我内心的审视。当我在许多人的帮助下终于完成论文并在此基础上讲演后，最欣慰的是我知道用非母语写作的难度，并将永远放弃这种追求—这可以说是我平生第一次丢掉“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信条。回想从小到大一路跌跌撞撞的我总是不服输，总认为什么事情靠所谓的非凡努力就可办到的样子不禁哑然失笑。在这种释然的一笑中，我想我长大了，人是在对象化的认知中长大的。世界好大，自己好小，能人好多！越知道这一点就越觉得自己有限，生命的有限，能量的有限，理解的有限，视角的有限，知识的有限，技能的有限，可做的事情有限。
因为有这么多的有限，其实并不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种励志型的口号以前总让我们激动不已，让我们的血液在周身加速流动，让我们内心的混合愿望迅速攀升，让我们觉得在许多的相关领域似乎无所不能。若回望中国企业家的2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间败北的原因多半不是因其小而是大，看周围许多热闹的人生，总是栽跟头的还是那些头衔太多而不是太少的人。我们的人生需要激励，需要感召，但更需要的是要看看世界有多大，自己有多小。只有发现后者才会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会找到一个走向所谓成功的恒久的路径，也才会真正将自己微弱但很独特的光聚集起来，并尽可能地发射出来。
来美国之初就打算写一本如何明白美国的书，这种大而无当的选题，让我几乎掉进了一个不仅是知识上的储备，更是关于美国社会生活实践的汪洋大海里，其捉襟见肘的状态可想而知，不要说我在这里只待一年，就是毕其余生也不见得能完成这个大而无当的命题。
我在美国的一年中活动空间只是两个部分：一个是美国电视领域，我采访了美国五大电视网中能够采访到的人；二是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居住在首都华盛顿。
一年的时间的确太短，写这样的书的确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准备、更频繁的旅行。但是，如果时间长了会对很多的事情习以为常，表达的愿望也许会逐渐降低。我不想给自己任何的借口来推延这个艰苦的写作过程，之所以说艰苦，一是联系采访各大电视网并要在那里对一些核心人物和对许多职位进行详尽的采访并不容易，这中间所费周折真是一言难尽，好在我有一年的时间可以与他们协商，我可以等，我有耐心，我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二是所有的采访用英文进行，请助手从录音机上整理出后，面对几寸厚的文稿我又要将之译成中文，这个过程时间和精力投入之多超过了我的想象。
每每与国内同行们沟通，听到他们所问到的关于美国的问题、关于美国电视媒体的问题，我深感有必要把我所看到的用合适的方式告诉他们，虽然我所了解的极其肤浅。作为电视从业者和传播者，我相信这也是我的职业责任，所以在我写作过程中，我心中的读者就是这些有愿望推开外部世界的窗口的同行们。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加快，我的同行中会有更多优秀的后来者走入美国电视这个行业，了解更多、更全面、更深入的东西，但我希望用我这一年的肤浅认识来为他们打基础，更希望用我的视角来看一看我所了解的美国和美国电视行业。
本书之所以得以完成，我首先要感谢布鲁金斯协会外交政策中心的行政助理朱丽亚·凯茨（Juia Cates）女士。在刚到布鲁金斯的日子里，是她带我熟悉了许多在华盛顿学习和生活的注意事项。我到布鲁金斯后交出的一个年度计划不仅是在她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完成的，而且每走一步她都以最能激励我的方式希望我完成自己规定的计划。我每出差一地采访都要在当地与她通一次电话，向她报平安，向她说说我的顺利与难度，她也会以一个美国人的观点给我许多的提醒和关照。她似乎已经成为我在华盛顿的一个亲人，当我结束了一年的学习要离开时，我们俩一起再回过头来看我刚到时制定的计划一一实现并超额完成时，她似乎比我还高兴，因为她见证了我每实现一个计划的个中喜悦和艰难。
感谢田溯宁介绍我认识了他多年的好朋友薛海培，他是我在华盛顿交流最多的人，说是交流基本上都是我在向他请教。我所提出的关于美国政治的问题、社会问题在他那里基本上都会得到解答，如果他不确定，他总会如实地说他这一点并不清楚，然后他会向别人请教。他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他的知识面的广博，更重要的是每每从他的交谈中，我总能感到他身上那种很深的人文情怀和对大自然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种情怀我曾从我的导师谢冕教授身上感到过，但这种东西在今天中国的快速发展中不能不说是一种稀缺资源。
我还要感谢的是布鲁金斯的黄靖博士，他在繁忙的日程中常常走进我的办公室给我许多提醒和建议，在我的英文论文写作的后期，他亲自动手逐句为我修改了论文的全部，他的修改稿我至今还保存着，因为经他一修改，论文水准提高了许多。当时他忙碌的程度我非常清楚，我知道这个修改让他花去许多时间。我还要感谢他的助手李晓汀，他的专业是政治学，在我的论文写做过程中我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
每当我思考论文构架感到不清晰时，我总会向马里兰大学的张曙光教授求助，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西方教育的认识以及他看问题的穿透力，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也曾与他的博士生钟布多次交流，他曾在CNN的制作部工作过好几年，从他的言谈中，我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
布鲁金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职业态度让我十分尊敬，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需要借阅大量的关于美国电视新闻方面的书，有许多书布鲁金斯图书馆并没有，他们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从外面图书馆调入，然后送到我的办公室。面对他们的支持，我总想一定要好好写这本书，否则对不起他们的劳动。
我还要深深感谢迪士尼集团副总裁唐军先生、曾在CNN工作过的梅燕女士、我的朋友迈克尔·施巴克（Michael Spiessbach）先生和刘白芳女士，与我同时在布鲁金斯做研究员的密西根大学的教授李侃如先生、我的朋友于莹女士和他的先生，是他们的各种帮助让我得以完成这本书，以记录这个对我来说实在不平凡的一年。我还要感谢那些在忙碌的工作中安排时间与我见面的那么多的被采访者，我希望他们的时间没有被浪费。
在本书付印之际，我已回到北京与我的女儿迪尔一起生活，仅此一点我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踏实。因为一年中与她的分离让我条分缕析地体验了思念的揪心，那种分隔带来的尤其在黑夜来临时的煎熬，多少次几乎让我放弃所有的所谓追求，而只想过一种最最平实的团聚生活。以前做《对话》栏目时，我已错过她成长的一段时光，但那时由于没有地理上的阻隔，我能顺利走过来。而在美国的这一年中，我无数次看着布鲁金斯协会五楼墙上那幅硕大的世界地图发呆，中国和美国横隔着一个太平洋，真是太遥远了！
我当然要感谢我的先生和我家人对我的支持，一个成年人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是那样的不易，当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明白以前并未体味那么细致的人生旷味，最最让我深切体会到的就是我这篇后记的题目：世界太大，自己太小，生命太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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